捷星太平洋航空公司将改名，股东将慎重考虑股份结构及发展路线图

过去一般强调公共利益绝对优于私人利益，后来有一种观点又认为私人权利至上，没有私人权利就没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要服从私人利益。

于是，在20世纪里，在资产阶级内部反宪派占上风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走上了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他们双方打仗，决不能选边站，帝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

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人一定要顾全大局。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人类自由解放事业得以建立在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基础上，使空想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获得了现实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并在1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财团垄断资本主义正呈现出资本日益集中、社会各阶层日益被抛进无产阶级阵营的历史发展趋势），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主体力量，同时创建了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也即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和推动力量。[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67] 引自《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554页。这种社会共和国不是秩序党废除了普选权的那种议会共和国，而是像民主共和国时期那样是实行普选制的立宪共和国，其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就是由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由国家决定社会，也即由普选出来的代表社会意志的掌握政权。

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指无产阶级宪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政策的摸索和转向非常难得。第三，要增进公民对程序的信任，防止程序失去公信力。

[19]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93～120页。对行政程序可以规定得详细一些。事实上随着人类的发展，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解放，价值的多元化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之一是因为行政程序最终要解决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实体问题，所以将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决然分开是很困难的。

[2]参见宋华琳:行政基本法要在审慎中前行，载《法制晚报》2012年4月16日，第5版;傅达林: 通往行政法典化之路，载《学习时报》2012年4月16日，第5版;雷振:制定行政基本法非当务之急，载《法制日报》4月20日，第5版。这四类程序学界注意不够，而这四种程序恰恰是中国行政的特色所在。

[37]从现实需求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污染治理等各种问题，都迫切需要行政机关加大监管力度。对于职权划分争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10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行政机构之间对职责划分有异议的，应当主动协商解决。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提出重新考虑制定行政基本法的提议，得到了不少同仁的关注和响应。[31]这是行政基本法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35]参见张步峰:论中国行政程序的正当化———兼及比较行政法研究的一点认识，载杨建顺主编:《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156页。一种是效率模式，如德国行政程序法，更加关注效率。[12]BernardSchwartz，SomeCrucialIssuesinAdministrativeLaw，28TulsaLawJournal793(1993)． [13]正如姜明安教授指出:许多名称叫行政程序法的行政程序法典实质上不仅是行政程序的统一法典，而且是行政实体基本法的法典，也许叫行政法通则或行政法典更合适，叫行政程序法只是习惯而已。2011年5月，湖南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首部系统规范政府服务的政府规章《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试图搭建起政府服务建设的纲领性、框架性的制度。

陶希晋指出:我国要不要制定一个作为基本法的行政法。类似于行政法的大纲，是一个纲要性的规定，而不是细则性的、某一方面的规定。

如今，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通过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将所有行政活动的基本准则纳入到这一基本规范里面来。

在行政基本法中，首先要明确基本的法治原则， 这是学界的一项普遍共识。在国外，行政程序很少涉及决策问题，因为在议会主权国家或者议会权力比较大的国家，很多决策是由议会完成的，甚至建一个公共厕所都要由议会做出决定。【作者简介】 江必新，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首先，程序本身应当是科学的、合理的程序，而不是行政机关为达到某一不合法目的设置的伪程序。二是规范太多，法条累赘重复，已经出台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法的条文中，很多内容都相似或者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行政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具有何种行政义务，以及行政相对人在何种情况下具有请求权，行政基本法要予以规定，并要特别注意行政主体消极不作为的问题。一般认为，行政机关之间发生职权和管辖权争议的，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程序首先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法的合目的性，承载着人类的欲望和需求。

[32]如，要对信息公开、平等对待、听取意见、说明理由、根据笔录做出裁决等关键环节，作出详细的规定。笔者希望制定一部纲要性、通则性的法律，但不能等同于总则，也不一定有分则，而是根据需要，该扩展的地方和环节，进行详细、具体规定。

美国、西欧进入福利国家，但是对管理和服务的关系问题，关注仍然不够。[30]前注〔19〕，应松年主编书，第511页。[40]首先是每一个国民都不是天使，这恰恰是政府和法律存在的人性基础。如果没有充分的授权，行政机关如何实现监管？ 应当在合理授权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控权，既要充分授权，又要有效的控权。

第四，它不是某一个单项的法律。不过，行政是追求利益的作用，所以除了要具备合法性之外，还要具备合目的性。

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存在，承认它、默认它，是因为政府可以为人民办事，也希望它为人民办事，让政府为人民做更多有利于人类福祉的事。政府在提供服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权力可能被俘获，可能会违法，可能会侵权，可能会滥用，所以要对权力进行控制。

如何从立法技术和立法规划上，最大限度地节省立法成本，是立法者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特别是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隶属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不相隶属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对服从与命令关系、监督与指导关系、财政与授权关系等等，[23]尤其是财政关系、行政协助关系、委托关系、权限争议解决等问题，都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重点进行规定

文末对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进行了提炼，并可类推适用于与城乡规划具有同一法律性质的其他行政活动。[2]其话外之音即为：只有将行政计划的制定或变更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的审查才能触及行政计划的合法性。初步设计经过批准，列入国家年度计划后，组织施工。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违法性继承 一、引言：学者言说与审判实践的分离 计划一词，于国人而言，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情结的概念。[17] 不仅是我国大陆，西方许多国家都承认行政规定的法律规范性。

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公报》刊载沈希贤案和念泗三村案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个案的典型性，并意图推广法院的审判思路。

如果法院经过审查后确认作为依据的城乡规划方案的内容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除非当事人质疑的是城乡规划方案制定主体的权限与程序问题，从而得出对城乡规划方案整体的否定性评价，否则法院的裁判效力只能及于城乡规划方案与个案相关的部分。[18] 念泗三村案中，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对此的处理出现了分歧：一审法院以正面回应〈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无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的方式，行使了对依据的审查权。